浩瀚太空中，有一颗人造卫星取名自中国先贤，名为“墨子号”。这是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潘建伟领衔研制，今年8月16日发射升空，标志着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发射成功消息一出，海内外人才反响强烈。
许多人在为“墨子号”领跑地位感到骄傲的同时，也进行着深入思考。“从‘三跑论’来说，我们领跑的是少数，在不少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依然处于并跑、跟跑的局面。”中国人事科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研究员唐志敏认为，潘建伟团队成功的背后经验具有典型意义，值得总结借鉴，以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
120年前，当潘建伟在奥地利第一次见到他的导师、国际著名量子物理实验学家塞林格教授时候，塞林格教授问道：“你的梦想是什么？”他的答案脱口而出：“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
这个在当年看来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味道的梦想，随着潘建伟的回国逐步成为现实。2001年，在中科院和有关部门支持下，潘建伟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实验室，十来年时间，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
“‘墨子号’的成功升空，除了潘院士团队的刻苦攻关，更是我们制度优势的有力证明。”唐志敏指出，近年来，中央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并不断加大投入。以国家重大科学任务为平台，能更多地由国家调动人才资源、科技资源、物力资源来支持项目研究，效果显著。
量子卫星发射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例如，它需要能够看清楚木星上汽车牌照这样高分辨率的望远镜，很弱的光从卫星上传下来要能接收得到……这需要一个非常庞大的团队，离不开产学研高效协同和部门间的密切合作。
据介绍，在“墨子号”研制过程中，中科大牵头确立总体实验基本方案，负责科学应用系统的研制，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中科院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等将近十几个研究所一起分工协作。“各个相关的研究所都属于中科院，协调起来方便得多。”潘建伟说。
差不多同一时期，潘建伟的导师塞林格团队联合欧洲多个量子物理优秀团队也向欧洲太空局提出基于国际空间站实施星地量子通信的计划。然而，由于欧洲太空局的决策机制，这一计划被一再拖延。塞林格教授因此主动提出，与潘建伟团队开展合作，开展空间量子实验。
“有中长期的战略规划，政策有连续性，决策效率高，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在。”唐志敏指出。潘建伟体会深刻：“我们国家有着高效的体制。一旦我们的科学研究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国家会提供最好最有效的保障来推动科技成果的实现，这是西方国家难以比拟的。”
对中国效率，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也有同感。2009年底，在英国18年、从事航空地球物理探测技术研究工作的黄大年决定回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被任命为国家深部探测重型装备项目首席科学家，迅速立项和实施具有“深地资源”战略意义的国家大型项目。他随后成为科技部863资源环境领域专家，从一名尖端科技研发科学家变身成一个大国的战略科学家。“在英国，启动这类大项目的效率肯定不会那么高，投入也不可能那么大。”这让他找到了回家的感觉——信任与温暖。
“跟跑”和“并跑”有目标牵引，可以跟着人家走。要做“领跑”者，创新发展的目标方向依据是什么？唐志敏认为，应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方向为指引，研究“领跑”机制，做好中长期战略规划，组织实施好国家科研项目，加大科研投入，改进科研项目评估方式，更好地为科学家、科技人员提供科研平台和工作条件。说到底，就是及时发现、充分信任和大力支持能够完成“领跑”艰巨任务的高端人才。
2“‘墨子号’科学实验卫星项目的成功还体现了我们人才制度的优势，比较突出的就是引才计划。”唐志敏表示，以“千人计划”为示范带动的一系列引才计划，为一流人才到中国发展搭建了直通车。
“对年轻科学家来讲，‘千人计划’把潮头改了。在国外留学的顶尖人才，现在都会把回国作为第一选项。”潘建伟感到，“千人计划”的实施，为一大批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充足的支持。
在“国字号”工程引领下，借助中科院“百人计划”等引才举措，多位年轻科学家得以回国加盟，形成了与领军人才在研究能力、协作配合方面相匹配的团队。
通过研究该团队的科研历程，唐志敏发现，在研究立项、技术路线、科研合作等方面，高校和科研团队都有较高的自主性。
潘建伟说，2001年组建实验室的时候，当时科研经费普遍紧张，申请的200万元科研经费已不是小数，而中科院基础科学局拨了400万元，为实验室启动打下了基础。此后，中科院前瞻性地启动了两个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支持团队开展关键技术突破。在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研制过程中，中科院实行科学家贯穿始终、工程队伍密切配合的“两总”组织模式，充分尊重科研规律，发挥了科学家的指导作用。
“尊重高校、科研单位和人才的自主性，尊重科研规律，给予更大的空间，有利于他们全身心投入科研，取得更大成就。”唐志敏说，应在科研体制、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破除制度藩篱，以形成更利于潜心科研的环境土壤。
今年以来，以《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这份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的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纲领性文件为牵引，一系列政策法规密集出台，比如《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等，为用人单位放权，给人才松绑。
“现在国内科研环境极大改善，各项人才政策和科研项目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过去，我们往往根据急需紧缺推动立项和投入程度，容易出现行业间发展失衡。现在统筹规划性更强，考虑问题更加有序和系统全面，从急需紧缺到涉及国计民生各个方面的科研项目，投入和支持都在不断加大，影响面和受益面也在不断加大。”黄大年感到，现在不像钱学森等老前辈选择回国时那样，那时国内条件很差，如今科研和经济条件显著改善，在国内有些成果甚至比在海外实现得更快更大更好。
对于科研资金投入的变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黄海军有切身体会。1998年，黄海军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资助额度是30万元，当时他感觉是很大一笔钱。如今他的团队有一个项目马上要结项，科研经费是3200万元。“这在年轻时是不敢想的。”黄海军说。据2015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报告显示，中国用于研发的投资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如果说当年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证明，中国人在国外可以做很好的‘科学’，那么我们现在证明了，中国人在国内也可以做很好的‘科学’。”潘建伟说。
3墨子首先通过小孔成像实验发现了光是直线传播的，提出了某种意义上的粒子论。因此，光量子学实验卫星用这位中国先贤命名。
在欧洲的两个见闻一直让潘建伟印象深刻。一次他到阿尔卑斯山大峡谷游历，一个大概80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问他是干什么的。介绍过后，万万没想到，老太太说：我读过你在《自然》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还有一次，潘建伟在德国时做了一个手术，护士对他的研究很感兴趣，请他给讲讲。“这就是普普通通的欧洲人对物理学的好奇。”良好的科普环境，让潘建伟很感慨。
“科学兴趣和梦想对于探索自然科学奥秘来说，往往来自于成年之前的青少年时期。”唐志敏指出，培养一流科学家要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积极营造热爱科学、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注重教育资源分配，重视培养的各个环节，将我们在人口资源、人力资源上的优势，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
即使在国内建立了实验室，潘建伟也没有停止深造的脚步，而是做了“候鸟”，往返于中欧之间，及时了解先进技术，并组建了项目小组，科研水平跟随前沿不断提升。他的团队在海德堡大学期间实现突破领先后，整个团队回到中科大，搬回来4个实验室。
“人才培养链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从幼儿到终身，不简单是大学教育。”结合潘建伟及其团队成员的成长经历，唐志敏指出，对于引进的人才，不要限制他参与国外前沿的研究，给予他们持续提升的空间，研究才可能跟上国际最先进的潮流。
除了科学精神、科学兴趣，甘于寂寞、踏实肯干的科研作风往往与科学家如影随形。许多人并不知道，每当繁华城市陷入沉睡的时候，这群科学家们常常还在伏案工作，大脑仍在高速运转。“我们没有工作日和周末之分。”中科大教授、潘建伟教授团队成员陈宇翱笑言。
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刘云浩感到，潘建伟教授二十多年如一日坚守在量子通信领域，他的成功给自己上了生动一课：做科研没有捷径可走，要想在科学事业上有大的突破，就必须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埋头苦干。
据了解，目前承载着冲击科技前沿制高点使命的“墨子号”卫星正如期开展在轨测试。测试完成后，卫星将交付使用，正式展开全球首次天地间量子加密通信实验，将会成功展示大国实力。由此联想到，我国正在实施“深海”“深地”“深空”和“深蓝”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计划，这意味着我国分布在各个领域的人才资源结构和技术体系日趋完善，具备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全方位迈进的整体实力和难得机遇。
（文｜中国组织人事报记者魏杰、张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