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十八大为经济转型提供了新设计和新理论，十八大报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设定了体现以人为本的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新量化目标，要求将“创新驱动”作为新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提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平等”的不同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理论，以及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四化同步”的新观点，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报告对既定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新的量化。胡锦涛同志在十八报告中提出2020年居民人均收入要实现倍增，这是十八大最大的一个亮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是多次党代会的既定目标和任务，但对小康社会的量化是各不一样的。十六大对小康社会的量化指标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是要在20年，从2000年到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由于我们的增长速度超出了预期，在十七大的时候提出了人均GDP翻两番，量化指标由“总量”改为“人均”。两次大会均未对居民收入增长提出具体量化目标。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虽然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但也未提收入增长具体量化目标。这次十八大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就是首次明确提出居民的收入要在十年的时间里实现倍增，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我们要从四个方面理解居民收入倍增的内涵及其意义：一是居民收入不仅要倍增，而且要同“GDP翻一番”同步；二是把居民收入作为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体现了以人为本和民富优先；三是用十年时间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并非不可企及的“高指标”，而是切实可行、容易做到的，是中速增长幅度下的；四是在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过程中，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上都存在制约分配公平的缺陷，导致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严重失衡。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极其重要。如果“穷人想消费但没有钱，富人有钱却不消费”，消费将长期低迷。只有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改变这种状态，才能有效扩大消费和扩大内需。所以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温家宝总理也讲到，国务院当前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通过结构性减税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二是调节收入分配，改善人民生活。
报告揭示了新发展方式的新动力。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经济学认为: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来讲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和大规模政府投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要素结构的转变，原有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优势开始减弱，“土地财政”无法持续，使得原本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外延式、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要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转向靠深化改革来形成“制度红利”，促进经济内生增长。这就要求我们要全面整合创新资源，推进技术创新工程，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高技术化，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要优化创新环境，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扩大科技开放合作，推动开放式创新。
报告提出了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理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三个平等”的公平竞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都会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创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92年十四大提出“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7年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7年的十七大提出了对不同的市场主体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两个平等”，这是所有制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飞跃。十八大报告的经济理论创新是把经济体制改革核心定位为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两只手”的关系，提出不同市场主体竞争要实现“三个平等”即“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三个平等”的公平竞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要打破行业垄断，放宽民企的市场准入，打破民企准入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并构建与企业体系相匹配的多层次金融体系，让各种市场主体能够公平竞争，拥有平等获取资源、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机会。明确政府职能，使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责，让公平和效率回归各自的责任主体。要依法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在法律面前平等，依法制定和落实各项制度和政策，依法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引发的公平和效率问题。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观点。此前的党代会基本都提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建设内容，但十八大首次提出“四化”同步的观点，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具实践意义的战略对策。为什么“四化”要同步发展？为什么“四化”同步发展对中国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内需，也是支撑中国经济未来20年乃至30年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城镇化不仅是引发消费需求、带动投资增长、推动经济服务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的重要手段。但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以产业为支撑，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的“四化”协调发展。像巴西2000年城镇化率就超过了80%，大量的农民在城市没有工作，聚集在贫民窟，落入“城镇化陷阱”。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1.27%，但大规模进城的农民工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却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处于“半城镇化”的尴尬境地。我国还有部分地区出现“农民被上楼”现象，大量土地被征用作为城市建设用地，居住在土地上的农民“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但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由此看来，城镇化要与工业化、制造业由大向强转变相协调，要建立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加快城乡统筹，通过农业现代化释放更多劳动力，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互动协调发展；要与信息化相协调，通过建设智慧城市来提高城镇化质量，获取城镇化发展红利。